东南亚潜在世界工厂

全球经济大环境在经历金融危机后未见明朗化之际，部份经济体却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益于先进经济体强劲的外需。

先进经济体因各经济部分发展成熟，劳工工资居高不下，加上货币增值，足以促使其不得不向发展中经济体伸展和设厂，以期降低整体生产成本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以中国为例，自开放经济以来迅速崛起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世界第一大农业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也是世界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不过，经济崛起却导致中国的劳工薪资水涨船高，而人民币增值令生产成本不再低廉，相比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巨大差距。

这使到外资开始撤离中国，转向成本较低廉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开始开放经济的越南和柬埔寨，已经迅速成为潜在的世界工厂，甚至不少在中国设厂的外资纷纷南下，前往劳工薪资极为低廉的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甚至有经济学家开始探讨东南亚会否取代中国，成为新兴的世界工厂。

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这4个国家自开放经济门槛以来，其低廉的劳资和庞大的人力资源，成为外资设厂的焦点，在短短的数年，这4个国家，结合发展中的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令东南亚经济酿起了微妙的变化，其吸引外资设厂的能力，甚至已经开始威胁中国的地位。

凭着地理优势，东南亚近年来已经崛起成为继欧盟、美国、中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5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4大进出口贸易区，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之一。美国虽宣布汽车城市底特律破产，但泰国却出现了新兴的汽车城市，成为区域的汽车生产枢纽。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新加坡的国家竞争力再次跃居世界前列，而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济成长也已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在国际工业开始转向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制及，东南亚主要国家已从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转变为工业制成品和出口国，为世界工业生产成本低廉的产品。就技术而言，网络科技的发达早已排除熟练工人、技术专才短缺的困境，在这些新兴国家设厂，技术品质未成为令人担忧和质疑的部分。

在经济开放度高的条件下，东南亚各国的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在东南亚产业竞争力的迅速提高过程中，来自跨国公司的贡献率较高，而东南亚企业的竞争力提升却相对要慢些。

随着东盟在2015年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加上中国的经历，我国不能重度依赖外来投资，而是需要带动国内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尤其中小企业更是需要积极落实扩展计划与目标，搭上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列车。

巩固实力地基，以踏实应万变

这几年，亲友们见面闲聊的话题，总离不开我们马来西亚房地产的价格。早已置业的人会拍拍胸口，庆幸地说：“还好我买了屋子，要不然现在买不起了！”；而未买的人则会无奈又激动地表示：“现在不买，未来更买不起了！”

这是很多马来西亚中产阶级的心声吧。买屋子是人生大事之一，是很多人一生中最大的一单买卖。惟我国房地产近年来只涨不跌，越建越大越豪华。那些“财力”不够扎实的打工仔，在巴生河流域一带看楼盘，从东边找到西边，想必都很难一间让钱包和心意都合适的新建房子。

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去年年底，房地产热哄哄的气象视乎有些缓和下来。放眼看去，很多被发展商铲平的树林地段，原本要来大兴土木建筑豪宅，但是，突然间就停了工，丢下秃地一片，鸦雀无声。也许因为经济不明朗所致，也或许是忧心消费税的到来，总之房地产的走向，和市场上其他领域一样，走入了静观阶段。

大马产业经纪协会（MIEA）也指出，政府的打房措施会发酵，预计发展商因此将减少推介新房产，反之二手房屋市场将开始“抬头”重返市场。

在房地产有放缓迹象之时，政府也积极地采取行动，让某些热得烫手的房价降温至合理价格，以便减轻人民的压力，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森美兰拿督斯里莫哈末哈山最近就指出，森州将落实新的房屋政策，规定发展商所发展的房屋计划之中，50%的房屋价格介于8万至35万令吉之间。 

政府从2014年起，正式祭出一连串的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打压措施，包括提高房产盈利税、撤销开发商承担利息计划，以及提高外国人的置业门栏，其他的打房措施还包括以净售价决定房贷与房价的价值对比等等。尽管政府已经表明，住宅房屋将可豁免消费税。然而有些如SOHO、服务公寓等却也定位模糊，没有特别标准。何况，即便住宅房屋豁免消费税，但是兴建住宅房屋所需的买地、建材、承包、工程顾问、人力资源等成本却一样也不能免缴，这些额外的税费开销，也难保发展商不会转嫁给购房者。

忽而之间，房地产和整个市场，都迎来大洗牌之风。经济景象在去年瞬间发生很多剧烈变化，使到全民都措手不及。去年政府提出的很多措施、政策；人民自己的计划和发展，都因为经济转变而不得不随着更变。这也让人想起，去年10月马华宣布的新施政架构“文明磁场”，现在不知道进行得怎样了？

在“文明磁场”的施政框架下，将致力把马来西亚的多元化、世俗性、现代化的生活方式，透过国家政策保存和发扬，并提升为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问题是，面对外来的竞争之前，我们是否准备好经济实力？目标和现实是否相差甚远？是否有能力应对各种压力和变化呢？

在这瞬息万变的年份，要置业的人，手头上拥有现金就是王道；要实行政策的单位，按部就班地做，就是在前进。远大的梦在不明朗的景象中不受用，只有踏踏实实，一步步走下去，先巩固实力的地基，打好顽强的桩，总有一天能够盖起目标中的高楼。不要让伟大的愿望，变成空洞的口号。

以中庸之道维护宗教和谐

“雪兰莪八打灵再也美丹花园一间新建教堂外挂上了红色十字架。”这么简单的一个句子，似我们小学课本的造句练习。多年来提倡多元种族与文化和平共处之国度，在教堂外挂上十字架，是宗教和谐的象征之一。

但是，这样的情景，发生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却是导致了该区的50名回教徒不满红十字架正对着该社区而持横条到教堂抗议，结果闹得满城皆知。一会儿是市议会表示该十字架挂得不符合市政厅的标准，一会儿是其他宗教和族群出来反驳抗议，回教族群本身也各持其见。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阿末扎希最后说话，他表示该批抗议的穆斯林在教堂前发起的集会是一种煽动行为。

这件“无理取闹”的风波，毫无疑问一开始就涉及不了任何宗教或族群课题。要么是建筑规格的问题，要么是市政厅的条规问题，要么，是个人的选择自由。不管怎样，都不会如该50名拉横额抗议的回教徒那样认为，单单在基督教堂外挂个横条就会影响回教青年的宗教思想？

从小我们就从教科书里，凭着图像和文字，一一认识各种宗教的教堂样式，基督教堂有十字架、庙宇有佛像，从未听闻有谁因为图像而被影响宗教倾向。半个多世纪来，我国政府努力提倡国内各族互相包容与和谐，宗教之间讲究互相尊重，才带来50多年的平稳发展。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也特别指出，马华对此事件的立场，即非议有关集会行为，同时坚持涉及的人士必须被调查，并受到法律的制裁。马来西亚是一个法治国家，所有人民都必须遵守法律，不能将法律操纵于自己手上。

但是他也说，有鉴于此项课题也涉及雪州政府及其属下县市议会的事务和权限，民众不应将此课题的发生全部怪罪于中央政府，相关各方都必须负起本身的责任，包括州政府、州政府属下的县市议会、国州议员等。

中庸一直是我国人民秉持的相处之道，只因为我们无论在文化或信仰都有太多的不相同之处，才更需要中肯和客观的态度。这也让马来西亚人民在国际间的印象，是温和并热情的。

只是十只手指有长短，难免出现极瑞份子扰乱长久以来的平和气氛。这次的“闹剧”也让动辄渲染煽动情绪的人获得警告，各个有关单位也更明白自己的义务与职责。幸而那样的份子这属于少数。希望经过这一役，经过一番反面教材“熏陶”，人民更明白什么是宗教和谐。

娱乐“指南”有碍娱乐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日前发出新指南，规定男性及女性观众在演唱会上需要分开座位。这样的“指南”一出，和在戏院里男女分开坐的指南那样，又再次掀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热议。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是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的上述指南，其中关于娱乐性活动组织的项目中指出，活动不应该允许“男性及女性在观众席混合（percampuran）一起坐”。

该指南也特别说明，演唱会主办单位不应该允许男性与女性之间在演出及彩排时进行自由交际（pergaulan bebas）等等。

也许这与在较早前，涉及穆斯林的娱乐活动遭到批评有关。之前社交媒体广泛流传韩国男性歌手乐团与穆斯林女粉丝在互动上进行轻吻及拥抱。大马伊斯兰发展局总监拿督奥德曼当时批评，这起事件“让大马及穆斯林社群蒙羞”。

言犹在耳，“新指南”就横空出世了。马华妇女组主席拿督王赛之马上站起来抨击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越俎代庖，干涉娱乐指南，图将伊斯兰教义加诸各族人民身上，严重违反了我国多元国情及中庸治国宪政制度。

她发文告说，批审海外艺人演唱会的机构实为通讯和多媒体部属下的海外艺人表演与电影播放中心（PUSPAL），而非大马伊斯兰发展局，因此，他们根本无权过问或干涉娱乐指南，更不必说发出新指南，制定海外艺人们的表演及男女观众分开坐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条规。

马华随即正式声明，演唱会主办者无需理会上述指南，因为它本来就不应该存在，而且也没有法律约束。

随后奥德曼又“补充”说，该指南不具法律效应，业者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跟随有关决定，当局不会根据新规定展开执法。

这样的指南也不是第一次发布，只不过换汤不换药，从戏院换到演唱会，也许下次会换到运动比赛场所。让人联想到“头痛医脚”的谬误，凭着个别的案例来制定整副条规和“指南”，治得了表面，治不了根本。这里我们无权评论伊斯兰发展局的条规和宗旨。但是硬生生把男女在公开场合分开行动，根治不了各式各样的“风化”事故。

伊斯兰发展局经常发出类似“严厉大家长”，或“风化组组长”的姿态，只会让其他族群更加不明所以，让外人以为我国在人文风俗方面开倒车。这不但影响国际形象，更阻挡了我国和国际娱乐业界的接触，继而有碍旅游业和娱乐文化事业的发展。

这样不符合国情的“指南”，希望下次别再从任何单位口中听到了。无理限制娱乐自由的言论，本身也是一项“娱乐”新闻好吗？

基建发展刺激经济发展

1994年，我国迎来了全马最长的南北大道，为国家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和改变。除了提供便利的交通路线，缩短南北马和各地之间的距离，而沿着大道的各地区经济开始被带动，甚至多地因此被成为经济要区。

从吉打州马泰边境的黑木山一路南下到新柔长堤的南北大道全长880公里，总建造费高达60亿令吉。除了解决交通问题，也带动大道周遭的经济活动，尤其产业领域成为最大的受惠者。接着，多项大道工程逐一发展，带动建筑领域成长之余，也惠及产业领域的发展。

基建发展计划首要对建筑领域带来影响和发展，随之则是基建社区的政经文教发展。在经济活动受带动之际，这些地区的人口也随着经济发展而开始增加，对房产需求也提升，对各方面的需求也将增加，带动整体的社区发展与经济发展，构成连锁经济效益。

第10大马计划旗下共有52项工程项目，预料总值达2300亿令吉，党政能够包括数项备受瞩目的重大基建工程。这包括巴生谷捷运系统（第二和第三条路线）、轻快铁延长路线、双轨电动火车计划、吉隆坡-新加坡高铁计划、南北大道和东海岸大道的道路提升工程、兴建西海岸大道和解决联邦直辖区、雪州和吉兰丹州的水供问题。

初步敲定的马新高速铁路（High Speed Railway）计划，预料将为产业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衔接吉隆坡与新加坡的高铁计划，将设5个中途站，其中3站落在柔州麻坡、峇株巴辖及依斯干达，另2站分别在芙蓉及爱极乐。此高铁计划令来往两地的行程只需90分钟。尽管高铁工程仍须约7年时间才能完成，但是一旦顺利通车后，不仅带给人民方便，更会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让国家经济再创一个经济高峰。

我国若要达到每年经济增长至少5%，以在2020年达到高收入国地位，基建发展和推动经济成长的各主要因素缺一不可。而政府通过基建发展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以达到高收入国所需要的人均收入基础，方向和目标已经很明确。但是，促成这明确政策的手段，却将是经济转折后所将面对的新挑战。

我国曾在1980年代采取过类似基建发展政策，但当时并未面对今日如此高的联邦政府经常开支和负债，加上发展初期需要大量的基建设备和发展，促使经济在80-90年代迅速起飞，而南北大道的建造加速了经济发展，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

产业领域是紧随基建和建筑领域发展之后受个受惠的领域。当然这还包括地点、经济表现、

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后期可能崛起的经济领域包括金融、服务、零售与旅游业。基建发展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从妥善规划，高效率的执行与协调，到后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皆可见其连锁效应。从各先进国家如日本和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为例，完善的基建发展成为其经济起飞的关键。

服务费 vs 服务素质，你认为值得吗？

消费税（GST）于4月落实后，衍生出无穷无尽的争论，闹得最轰轰烈烈的莫过于大街小巷仍在热论中的“服务费”（Service Charge）。

只因为消费税，普罗大众才去关注这其实存在已久的“额外收费”，曾几何时，有谁不是在用餐后，乖乖支付这10%的服务费？

这课题引起各阶层热心关注，消费者不满、业者伸冤、政府官员插手、员工期望公平对待，引起一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激烈辩论，占据各大媒体的显著版位和报道。

此刻，许多人才站出来说，原来一直被蒙在鼓里，服务费其实不是缴付给政府的。

更多人开始选择不付服务费，更理直气壮地与服务业者争论一番。

这里要说的不在于服务费应不应收，而是“它”是否有发挥到应有的“效能”，最重要的是餐饮业服务素质是否值得那10%的服务费？

在我国，服务费的由来已无从追究，相信是历史久矣，只不过，它没有任何条例管制，那只是服务业者和顾客之间你情我愿的协议。

当然，若这10%的服务费可以“安全”分派给员工，并同时享有值得赞扬的服务态度，相信此刻不会有那么多人不满很多人。

但是，又有多少业者真的做到这一点？

今天，许多人不再愿意付服务费，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行业的服务素质仍不达标。

很多时候，我们会被餐饮店服务生摆“臭脸”，还会遇到许多“鸡同鸭讲”的外籍服务生，指手画脚了很久后才点到食物，只要最终食物订单没有错就已经“求神拜佛”了。

姑且不去想，这课题最后会以何种方式去解决，各阶层应趁这个机会去省思“服务素质”这一关键问题。

服务业是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尤其是要迈向先进国目标前进之际，各服务行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还同时是吸引外国游客和专才前来就业的关键因素之一。

马华在”文明磁场”施政框架上也提到，服务业是我国的第二大优势，提升质量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政府更应扮演监督者的身份，通过这起事件来唤醒业者对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性；业者不要再把服务费当是必然的收入，因为那是提升服务素质的重要指标。

把服务费当是一种奖励，员工的服务态度自然会提升不少，而消费者是把关服务素质是否提升的最关键角色。

这考验着政府、人民代议士，和业者们在处理此事件上智慧，而不是过于纠结在服务费的征收数额上。

如果“服务费”的争论，最终可换来整体服务行业质量的提升，不管最后的解决方案会是什么，其实所有人都已经是赢家，那就足够了。

推动新村城镇化概念功在社稷，利在千秋

4月初，因为清明节的关系，回到我读过小学时光的家乡，一个位于南马柔佛的小新村。自从外婆过世以后，我就甚少回到这里，这一次的归乡带给我很多的感触，也为新村的发展感到忧心。

新村是马来西亚一个独特的产物，这个当年诞生于对抗马共而出现的产物，是很多马来西亚华裔的共同回忆、共同的故乡。然而，随着时间洪流的推进，越来越多新村子弟已经放弃在新村的生活，来到大城市打拼，而大多数的新村（除少部分地理位置优越的新村）则越显苍凉。

回到故乡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街上的人很少，尤其是年轻人很少。坐在咖啡店跟一些还住在当地的阿姨叔叔聊天时，他们就说到可以用哑铃来形容当地现在的人口分布状况。简单来说，村里现在留下的大多数都是老人与小孩，年轻人的比率是比较少的，就像哑铃那样两头大，中间小。

新村的没落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城市化伴随着的副作用。城市因为拥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机会、教育等等，像磁铁一样，把年轻人从乡村地区往城市吸引。一般乡村的经济大多是以农业为基础，这几年农产品价格的挫跌，更是一股推力，把年轻人往城市推。

如何能够在新村形成一种吸力，让年轻人有更多的意愿留在新村中生活，维持新村的生命力，这是政府单位应该思考的，更是华基政党以及华团们应该深思熟虑的。在这方面，作为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基层组织最完善的华基政党-马华公会其实应该扮演更加重要的的角色。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在报章提出一个“新村城镇化”的概念来强化新村的软硬体设施，以便能够留住年轻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行动，但是马华更应该强化对于新村的政治纲要。这是因为不管是以华裔为主的新村、还是以巫裔为主的乡村，其实都面对着年轻人流失的问题，但是却分别被不同的部门所管辖。新村在首相署之下、乡村则在乡村与地方发展部。

马华应该推动强化这两个部门的合作，因为既然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那么合作解决肯定就是必然的。如果马华能够推动在新村以及乡村的“华巫合作”，这肯定就是功在社稷，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