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民主国家以奉行“民主法治、公平自由”体制为立国之本，以“重用各族人才”、尊重各族权益、各族分享政权为国家发展正轨。国家领袖的任何错误决定，可能动摇立国根本，乖离发展正轨，以致助长极端种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思想的抬头，埋下种族纷争、宗教纠葛的祸根。
当国家出现强势种族主义者，盛气凌人，欺压弱势群体之时，当强势宗教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不尊重弱势宗教信徒生活习俗的时候，仇视、敌对的心态开始萌芽，亲善、合作的和谐开始“变质”，种族分裂指日可待，宗教包容逐渐消失。这种危险形势若不加以遏制，强势的一方“声索”无限上纲，弱势的一方或群起反抗，或自我流放，国家从此乖离正轨，走向惊涛骇浪的不可知的未来。结果是好是坏要历史才能证明，但无法回避的是肯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郭鹤年回忆录》记载了大马由东姑时代的“重用各族人才”转变成后来的“马来人优先”的演变历程。作为与国家领袖有深厚交情的企业家，他还在书中透露一些不为外人知的内幕“故事”。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由“不分种族消除贫穷”，逐渐转变成“注重扶助马来人”的各类固打制，以致走进今天“马来人高高在上，而其他种族沦为‘次等公民’”的奇怪道路。
身为成功企业家，他当然知道，在多元种族的国家，“公平对待各族人民”，公平“重用各族人才”是现代化民主国家向前发展的正轨，是普世价值理念下“正义与公道”的硬道理。为了国家的稳定与和谐，扶贫济弱计划可以实施，但要有期限，不能无止无休地实行下去，否则会拖累国家的发展进程。更不可思议的是，来自种族主义者的无理指控与怪罪，不应该出现却出现了的“责怪华人太贪心，霸占国家资源、剥夺马来人的财富”。他曾向第三任首相敦胡先翁坦诚进谏，得到的回应是他自己也‘无能为力’”。
连率直公正的敦胡先翁都因承受不了来自自己族群的压力而“无能为力”，郭老岂能不“无奈”？岂止郭老无奈，马华、民政、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们何尝不是一样“无奈”？到了敦马哈迪接过领导棒子，这一切的一切更是变本加厉，一些原本由华人经营的银行业、运输业之类的拥有权，逐步易手，而在国家掌权人的默许下，声索范围不断扩大，损人利己的措施接踵而来，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漁。”扶助弱势群体若“授之以鱼”，当他把鱼吃了，会再向你伸手，而且还会养成依赖习性，远不如“授之以捕鱼的技能”，使他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而且还可能从此开创出一番事业来。这是治国智者知之甚详的事。其实，马来民族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民族，许多种族问题是极少数思想偏激的人兴风作浪搞出来的。
来到这样的历史阶段，我们期待大马出现一位有勇气、有魄力、有远见的国家领袖来把国家带回正轨。首相纳吉主张“中庸治国”、副首相阿末扎希声言国阵要继续奉行“各族分享权力”的国策。他们真的能拨乱反正，引导全民迈入“富民强国”的正道吗？真的能为各族人民缔造“命运共同体”吗？看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阵身上了，因为希盟无此能力，伊党无此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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